中国环境NGO在线

编辑:小的网互动百科 时间:2020-01-21 23:1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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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环境NGO在线(Chinese Environmental NGOs Online )项目是中国发展简报为环境非政府组织建立的,此项目是由福特基金会支持,并且由中国环境非政府组织的代表组成咨询委员会作为此项目的顾问。目的是建立一个全面的在线数据库,以中文和简洁的英文介绍中国的有关环境保护的非政府组织,用以推动环境保护者、NGO们和政府机构之间的相互理解和信息交流,同时也为研究者、记者、政府官员和有意参与环境保护行动的普通百姓提供便捷的指南。
公司名称
中国环境NGO在线
外文名称
Chinese Environmental NGOs Online
总部地点
中国
公司性质
项目

目录

  1. 1 简介

中国环境NGO在线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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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开展环境教育中,“自然之友”以环境教育流动教学车的形式分别在城市和乡村中小学开展参与式环境教育,并从2000年开始派遣志愿者赴各地希望小学开展环境教育,同时开发编写适合儿童的环境教育读本,还对乡村教师进行环境教育技能培训。
“绿家园志愿者”③动员了大量志愿者参与植树、观鸟、保护野生动物等活动,并从1996年至今在公众中开展“周三课堂”环境教育讲座,从2000年至今举办“环境记者沙龙”,为记者搭建教育、交流、对话的平台。
“地球村”④在北京以垃圾分类为切入点正式推出“绿色社区”的概念,配合申奥在几个社区建立了绿色社区模式,同时在延庆县堆臼石村进行了参与式农村社区建设的尝试。此外,还编写出版了《绿色社区指导手册》,以这些方式倡导社区层面的公众参与。
北京环境与发展研究所是国际环境与发展学院(LEAD)中国项目实施方,面向社会招收学员开展环境与发展领导艺术的培训。北京地球纵观教育研究中心从国外引进环境资料片,在各地建立借阅分中心,提供免费借阅。“翰海沙”⑤则在周末面向公众放映环境教育影片。
陕西小天鹅艺术团将环保理念引入少儿艺术教育中。成都“绿色江河”在可可西里高寒地区建立了保护站从事环境监测和教育。其他团体如“绿网”、河北“绿色知音”、江苏“绿色之友”、湖南岳阳环保志愿者协会、天津“绿色之友”、云南“生态网络”等均根据本地的实际,针对学校和社区开展了大量的环境教育活动。
湖北襄樊市环保协会(“绿色汉江”)针对汉江流域的污染源头展开了“保护母亲河”倡导行动,有效地推动政府采取污染治理行动。“绿色北京”2002年启动了“拯救草原”项目,发动牧民保护土地资源,并对当地污染企业展开调查,帮助牧民进行法律维权活动。“淮河卫士”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将关注的焦点集中在淮河流域,以摄影展览的形式直接地揭露现实,进行公众教育,并试图推动建立淮河污染治理中的公众参与和监督机制。
“绿色流域”⑥在云南丽江地区开展了“拉市海参与式综合流域管理项目”,实施小流域综合治理,提高社区群众的参与和管理能力,为拉市海流域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天恒可持续发展研究所在云南白马雪山自然保护区开展沼气综合利用技术商业化示范项目(1999年11月启动,2002年11月结束),通过农户参与和能力建设,示范、推广以沼气为纽带,结合养猪、蔬菜大棚以及沼液利用的农村能源生态模式。重庆绿色志愿者联合会也在渝北两镇推动沼气利用,解决奶牛排粪污染河道以及生活燃煤排放污染风景区的问题。云南“生态网络”长期推动可再生能源在农村社区的应用。
陕西“妈妈环保志愿者协会”从1999年下半年开始,在陕西陆续选定13个县45个乡镇进行农村妇女参与式环保知识和生态农业技术培训。
物种保护方面:在全球绿色资助基金(GGF)资助下成立的新疆自然保育基金,支持或开展了雪豹保护、新疆北鲵保育、新疆雪莲非法贸易调查等活动,并举办了系列新疆环境论坛。辽宁盘锦市黑嘴鸥保护协会对当地的濒危物种——黑嘴鸥进行了长达十多年的保护和公众教育活动,对制约针对黑嘴鸥繁殖地的商业性开发和促进政府的有效管理起到了关键作用。云南昭通黑颈鹤保护志愿者协会也在当地黑颈鹤越冬栖息地开展活动,协调动物与农村社区的关系,并筹资为黑颈鹤投食过冬。 云南生物多样性和传统知识研究会则长期致力于记录和传播乡土知识,促进民间和地方政府决策部门之间的对话,提高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和贫困山区原住民的自身能力。青海三江源生态环境保护协会2004年8月启动了“绿色社区网络”,在三江源地区的寺院、社区和学校开展生态文化和社区可持续教育。
法律援助方面:中国政法大学污染受害者法律帮助中心成立至今,已选择代理具有较大影响或典型意义、当事人无力付费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案件近80起,以鼓励公众参与环境维权,对污染者和破坏者形成压力,并推动环境立法的进程。 从1994年到2003年,中国环境NGO除了在公众中开展环境教育以外,在这一阶段也间或发起过一些社会影响很大的倡导活动,直接对环境破坏事件加以披露,动员社会施加压力。比如“绿色高原”、“自然之友”、“绿家园”等诸多组织在1998〜1999年为保护藏羚羊、滇金丝猴发起联合行动,重庆绿色志愿者联合会通过央视“经济半小时”披露1998年川西滥伐天然林事件。2001年3月,围绕北京市“京密”引水渠整治工程衬砌河道并破坏沿岸生态的做法,京城三家环保团体"自然之友"、"地球村"和"绿家园"联合向市政府发出邀请,举办对话会,表达对此项工程的质疑。
2006年2月,由中国民间环保组织“自然之友”组织编写,中国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了中国首部环境绿皮书——《2005年:中国的环境危局与突围》,这是中国民间环保团体第一次尝试结合更多的专业人士,从公众视角编写的中国环境保护年度报告。书中<中国发展简报>的付涛先生撰写的<中国环境NGO的发展>一文对中国环境NGO的发展进行了较详细的描述:2003〜2004年以来,本土环境NGO参与了多起重大公共事件,以其鲜明个性和高调姿态出现在公众视野中,标志着环境NGO进入公众倡导阶段。在这些事件中,环境NGO成功地通过媒体覆盖形成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和压力,大大提升了自身对环境事件的个案参与程度以及公众关注度,并在一定意义上取得明显成效,推动了社会对环境问题背后的社会公正、文化保护、决策机制等进行深度反思。
2005年发生的圆明园湖底防渗工程事件也引人瞩目。2005年4月13日,国家环保总局举办了圆明园湖底防渗工程的公众听证会。多家环境NGO积极介入调查,而且有近十名代表参加听证会并联名提出五点推动圆明园善后的建议。
地方性事件包括“绿家园志愿者”等NGO围绕北京动物园搬迁决策发起的争议活动,最终在各方力量影响之下,搬迁的动议被终止。
经过多年努力,中国公众环境意识普遍觉醒,在城市精英中形成了认同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广大人群,公众对环境NGO推动社会参与提出了更高要求。同时,社会转型导致的不公平问题在环境领域出现激化,促发部分环境NGO转向公共领域,将公平的发展理念和环境正义融合进自己的项目与活动,有意担当公众利益的代言人和维护者角色。NGO在此过程中对生态和环境问题的社会属性有了更为深化的认识。
这样的关注视角必然触及利益集团,NGO介入导致的对抗和冲突明显加剧。但在另一个层面,在利益主体多元分化的现实下,产生了为构建和谐社会建立利益主体对话机制的需求,它为环境NGO的倡导行为提供了现实的合理性。倡导民众参与流域综合治理的云南“绿色流域”就是典型的倡导型团体,其创办人于晓刚甚至认为,如果NGO不把它的项目和倡导的理念结合在一起,设法牵动决策和体制的转变,就会像一个普通的服务机构那样,失去它的存在意义。重庆绿色志愿者联合会自1999年成立以来完成的15件影响政府决策的环保行动案例,其中9件是针对地方政府或者企业的不当行为,1件促使地方药农破坏环境的传统种植方法产生改变。
付涛分析,中国环境NGO在其发展中的另一特色为:媒体和学者的“NGO化”(民间化)现象。他说:作为有效的声音放大器,媒体一直被缺乏权力和市场资源的NGO看作重要资源。在一系列的倡导活动中,参与者来自多学科背景的专家学者、媒体记者、开明政府官员等,具有明显的跨界别特征,环境NGO表现出较强的整合社会资源的能力。
在发展过程中,中国环境NGO加强了高调的公众倡导角色,介入到更为明显的利益冲突中,使得环境议题的社会效应越来越强,更加具有张力和市场价值。与此同时,反映NGO的主张和呼声也满足了某些媒体将自己定位为“社会良心”、担当社会责任的角色诉求。而官方通常情况下对环境报道的“网开一面”,客观上也为环境NGO频繁“出镜”提供了机会。
据付涛分析,一些认同NGO价值观的专家学者也被纳入阵营。他们的多学科背景增强了NGO观点表达的专业化程度,一定程度上弥补了NGO专业能力不足的问题。在一些学者主持编写的有关环境问题的著述中,比如<中国环境和发展评论>(系列)以及<科学发展观和江河开发>等,都增加了对环境NGO以及政府决策中公众参与的专题论述。
“NGO化”的学者和传媒增强了独立性,成为公民社会的活跃者。这样一种态势的形成也与环境NGO多年的苦心“经营”有关。
此外,付涛在文章中说:作为一种沟通工具,网络将拥有共同价值观和目标的组织和个人凝聚在一起,分享信息和知识、相互整合资源和技能以及社会影响力、寻求问题解决方案,从而扩大单个组织的能力边界,增强与利益集团对话的能力。对倡导性组织而言,网络还是加强NGO声音、推动政策影响的重要方式。在这一阶段,环境NGO之间的联系和合作趋势明显,网络或联盟的协同作用凸现出来,并能针对热点问题快速进行联合倡导和呼吁,表现了较高的互动程度。例如,2005年1月18日,环保总局宣布暂停13个省市的30个未经环评违法开工的项目,以“自然之友”、“地球村”、“绿家园”及中国政法大学污染受害者法律帮助中心为主的56家民间环保组织联名致信国家环保总局, 表示坚决支持政府严格环境执法,并愿意以更积极的态度介入环评,在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方面成为政府更为紧密的合作伙伴。
而且中国国内组织的倡导行动不乏国际组织的身影。例如“26℃空调行动”,就有世界自然基金会的参与。
但是,由于发展的阶段性以及所处环境中敏感因素的限制,与国际环境NGO多年以来形成的成熟的网络联盟相比,中国环境NGO在这方面还处于初级阶段。 中国环境NGO关注议题的集中化和综合化也是付涛认为的特色之一。比如“翰海沙”、阿拉善生态协会和赤峰沙漠绿色工程研究所均关注荒漠化问题并开展治沙和生态恢复项目。云南思力农药替代中心⑦集中关注农药污染问题,促进生产者、消费者和政府协同行动。
在具体的操作层面,一些组织在倡导的同时开始将环境诉求和社区发展相结合。例如“地球村”在京郊建立生态示范村,摸索乡村可持续发展模式;“绿家园”和天下溪教育咨询中心筹建乡村图书馆,动员环保志愿者结对助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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